7天7本书，为新中国庆生 | 70件文物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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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天7本书，为新中国庆生”专题将以每天一本书的形式，集中展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精心策划、推出的多种主题出版图书，为祖国献上厚礼！让我们为建设美好祖国而努力奋斗！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70件文物里的中国》。
为什么看文物一定要走进博物馆？
沉默的文物能告诉我们什么？
如何才能读懂历史遗存的“语言”？
就像侦探为还原事件真相努力寻找的蛛丝马迹那样，
一件文物，就是还原历史的一片拼图，
要找到它所属的位置，就要看清它的各个面向，了解它的那个时代。
正如陈曾路先生在《70件文物里的中国》序言中所写：
“中国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文物或者‘物’其实是坐标点，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留存人和事的信息，标记和勾画风貌和形象。对于‘何为中国’‘何以中国’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正面地回答，也可以以另一种思路来应对，断其过往，故而能知其来者，历史不仅是纯粹的对过去的好奇，而是为了‘知兴亡’，‘兴亡’和‘匹夫’的关系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观。文物即文，文物即人，以物而见人，所以能至于国……”
史和史墙盘
认同当然先要了解，了解历史可以从文本入手，当然也可以从文物入手，殊途同归。王国维说的“二重证据”归根结底还是“一重”，文物和文献互证最后还是为了文献，我们有一种文献崇拜。但其实格物本来就可以致知，实物所展示的“史”一样生动和壮阔，且比书写的历史更为直接和确实。
中国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文物或者“物”其实是坐标点，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留存人和事的信息，标记和勾画风貌和形象。对于“何为中国”“何以中国”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正面地回答，也可以以另一种思路来应对，断其过往，故而能知其来者，历史不仅是纯粹的对过去的好奇，而是为了“知兴亡”，“兴亡”和“匹夫”的关系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观。文物即文，文物即人，以物而见人，所以能至于国，逻辑上没问题。
但我总觉得光有逻辑是不够的。有时其实是经历和感情。物可以承载感情，有时则是激发情感，这个是以物而论史、以物而论世的好处。
20年前，我在陕西“周原”考古实习。去之前，做了功课（那时候好像还没有知网），在图书馆里阅读了不少和西周墓葬、窖藏、青铜、陶器、建筑、甲骨有关的论文，厚厚一大沓。稍微浏览这些文章，就能理解周原这个区域对于周王朝的意义所在，“古公亶父”迁岐之后这里是岐邑所在，文王之后这里又是周公的采邑，一直以来，这里都是西周的政治中心。当时在周原的发掘主要是为了解决岐周地区遗址的性质和遗物的考古学序列问题，更坦白而言，其实也是为了寻找西周时期王朝核心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遗迹和遗物（后来的周公庙的发现就很重要）。我们尽量避免“寻宝”这样的说法，但带铭文的青铜器其实是我们一众学生甚而带队老师心心念念之所在。诗经里所说的“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诚哉斯言。每天早上被秦腔唤醒，每天辣椒、农家醋和臊子面，以至于这半年里都被一种情绪萦绕：这才是中国。
史墙盘
西周
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青铜窖藏出土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藏
考古发掘期间我们住在周原核心区的周原博物馆（现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算是当时周原地区条件很好的建筑。博物馆地处召陈村，1976年的时候即是在此发现了西周的建筑基址。然而，1976年周原最重要的“考古”成果大概其实是“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周原的那么多著名青铜窖藏其实绝大多数是农民刨地的时候发现的，那边的农民都快学会看土质土色了），而史墙盘又是其中最伟大的发现。彼时考古工作其实已经结束了，大部队已然撤离，只有留下的少数考古人见证了这个瞬间，考古其实还是有运气成分的。出土以后，史墙盘就一直由周原博物馆收藏。史墙盘太有名，许多博物馆打过它的主意。20年前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馆刚造好，史墙盘尚未归于其展出，仍旧置于周原博物馆的库房，我们近水楼台，在库房里看过好多次，当时周原博物馆最高等级的礼品似乎就是史墙盘的原拓。我们布探方进行考古工作的地点在齐家村，离召陈不远，每天穿过苞谷地的上工路就是一次朝圣，朝拜的是诗经里的中国。周原核心区面积并不大，20余平方公里，和上海黄浦区差不多，庄白离召陈、齐家都不远，特意去考察过，青铜器当然是不会碰到的，能看到的只有苞谷、辣椒和苹果树，感叹的是千年依旧“膴膴”而“堇荼如饴”的原。
“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一共103件，其中有铭文的74件。西周时期的文献能够流传于今的十分稀少，故而铜器铭文无论记言还是记事都显得十分重要，既是对文献的补足和互证，有时更能发文献所未发。以庄白窖藏铜器铭文中作器者来划分，基本可以分出折组、丰组、墙组、
史墙盘盘底铭文
史墙盘铭文284字，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记叙了文、武、成、康、昭、穆几位周王的功绩，止于史墙对其所奉之王的称颂。文王受天命；武王克商；成王是“肇彻周邦”，康王是“兮尹亿疆”，都与国土管理有关；昭王是“广能荆楚”，打通往南的道路，其内容均与《史记》的内容基本符合，反过来也说明了《史记》内容的可靠性。第二部分是墙对其家族历史的追溯，如何起于微邑，投奔武王，历代祖先不懈努力辅佐君主，直至史墙的夙夜不懈，兢兢业业，不敢荒怠，辅弼君主。微氏家族的始祖居于“微邑”，故而称其为“微氏”。“微”地经考证在山西潞城一带，并非周人系统。武王伐商之后，微氏家族在西周时期的祖先（即铭文中的烈祖）被武王召至周原，令周公赐其采邑，就此而居于岐地。周原的凤雏建筑遗址出土过甲骨，当时也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论，究竟是否周人自己的占卜。以微氏家族的例子来看，其实也是从各地引进专才，为其所用。到史墙的曾祖（即铭文中的乙祖），已经成为了周王的腹心。而史墙的祖父（即铭文中的亚祖祖辛），功劳在繁育子孙，为家族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至于史墙之父（即铭文中的文考乙公），最为擅长农事稼穑，每年庄稼都有很好的收成。最后则是史墙自己的“夙夜不窋”，就是靠拼命用功了。
两部分的叙述，中心其实就是一个字：史。国家的史，家族的史，职官的史。能有资格回溯几代领导人的功业已然说明作器者地位显赫，铜铭文辞凝练而准确，情绪克制而内敛，最厉害的是在一篇铜器铭文中将家和国铸于一体，我有时隐隐觉得这就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西周很重要，很多非物质层面的设计影响至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个影响最深远。
商代已然有史，只是巫史不分，“事”“史”“使”亦不分，所以卜辞里面的祭祀与史多有关系。卜辞里面有“三事使人”（《乙》7747），“其呼北御事卫”（《甲》1636三期），后来的御史即来源于“三事”，是辅佐王处理政务和战事的官员。祭祀是“国之大事”，卜辞里有史参与“彡祭”的记载。“彡”是殷商周祭中一种，大概是一种“伐鼓之祭”，卜辞里说“史其彡告南室”，大概可以想见这种祭祀的样貌。周祭是商人依照顺序，以其各位先公先王庙号天干日以彡、翌、祭、劦等祭法轮流祭祀的祭祀制度。商人的厉害之处在于祭祀的系统性和周期性，祭祀和历日的高度结合。除了最要紧的周祭之外，史参与“燎祭”（火燎以求雨的祭祀）等各类祭祀的例子很多。西周以后，巫史分离，然而“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以从之中，自当为盛之器，此得由其职掌证之也。”卜辞中有“东史”“西史”“北史”“朕史”“我史”等称谓，后来的刺史、按察使、转运使等皆承其而出。
《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是一个会意字，核心是“中”。王国维说“中”是装简册的容器，当年第一次听到这个论断就有非常震撼的感受，后来才发现其实是他读书多，江永、孙怡让等人对此早已均有过论述，王观堂也是在此基础上发挥。无论“中”到底是指簿书、算筹、简册还是装算册或者简册的容器，这“史”是握在手中的要紧的东西，是能让强权也无可奈何的武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史”其实更多的是董狐那样直书“赵盾弑其君”的史。即便赵盾是“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但“良史”要做到“书法不隐”，这才是史掌握在手上的“中”。其实，“士”和“史”也是有共通和连继之处的，从巫到史再到士，其中自有脉络和轴线。
本书在挑选聚焦文物的时候尽量覆盖到各个时代和区域，以其代表性和恰当性为基本考虑。用七十件物讲中国其实不难，难的是掌握“良史”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过去的说法是才、学、识再加上德，史其实远不止历史。史墙盘铭文尤可说的是要“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简单说就是对得起王的恩宠。史，其实从来不是单纯记言、记事的，史就是要持着“中”而“对扬国休”的！
在这本书里，国就指中国。
节选自《70件文物里的中国》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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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件文物里的中国》
上海博物馆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675-9751-8（即将出版）
《70件文物里的中国》由上海博物馆编。文博领域的专业研究者们试图选取公众感兴趣的角度，以70件文物为支点，带领读者通过“物”重观中国历史漫长恢宏的演进过程。
一件器物、一幅图画、一方碑刻，一处遗址……皆为认识“中国”的一个视角，从伟大的艺术品到日常生活用具，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物最终汇成一幅多彩壮丽的祖国山河画卷。
与众多文物概览性著作不同，本书更注重对“物”本身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阐释，提供由“文物”达“中国”的一种路径，展示中国璀璨历史文化缩影的同时，予读者以观看文物的启示，以期广大文博爱好者和专业研究人员均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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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Mozi